在讲求克己复礼的民主宪政体制下，对政府权力的最终限制，来自于领导人与大众共同期盼的自我克制。

但是，上述二者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形时，相关个人信息之收集该如何进行，尚不清晰。对劳动者隐私保护的实质性发展，立法上应当说是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和实施开始的。

{45}参见〔日〕砂押以久子「労働契約締結•履行過程における労働者のプライバシー保護」、法律時報78巻4号62页(2006)。因此，特别是在法定外健康诊断中，医疗方简单以健康诊断数据告知以使用者，容易构成公法和私法上对其守秘义务之违反。{15}参见〔日〕山田省三「雇用関係における労働者のプライバシー」『21世紀労働法•第6巻労働者の人格と平等』57页(有斐閣，2000)。据此，有学说认为相应的使用者对劳动者具有健康诊断受诊的命令权（业务命令权之一种）。因此本案中的解雇构成被告A对原告的不法行为，被告对原告负有《民法》第709条（不法行为）上的损害赔偿责任。

按照学说，事实上所谓的劳动者同意作为但书事由，与个人信息收集范围的限定这一立法宗旨并不相容。同时，原告亦因被告B 公司及被告C之行为承受精神上之痛苦，并判处被告B公司和被告C各自承担300万日元精神抚慰金。但未来的实践中还可能出现政治性协议，地方政府计划政治性协议有可能改变单一制的国家组织结构，改变上下级的领导结构，改变横向府际关系，从而影响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平衡，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的批准权，即在授权地方政府缔结区域合作协议的同时，规定特定条件下的区域合作协议必须事先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第三类，可能影响协议非成员方利益的区域合作协议。根据《宪法》第89条的规定，国务院在具体决定中央和地方职权划分时，通过行政法规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授予地方政府区域合作自主权。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边界协议，上报国务院备案。其二，如果区域合作协议的实施需要得到国家的帮助，那么中央对区域合作协议的直接参与将使其变得顺畅。

美国《宪法》第1条第10款第3项规定，任何一州，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与它州或外国缔结协定或联盟。中央还可以通过事先批准的行政立法形式，主动促使各地方政府在特定的主题领域缔结区域合作协议。

需得到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区域合作协议仅仅包括三类： 第一类，可能涉及中央最终决定权的区域合作协议。在法律实践中，美国的法院未曾认定过任何一个州际协定因侵犯联邦至上权力而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也未曾因此否定过任何一个州际协定的法律效力。因此，我国的公法学有必要关注区域法律治理机制的合宪（法）性，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3]，具体表现为地方自主权和中央领导权[4]的法律边界。领导性权力的保留既是中央对区域治理直接参与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必要情况下对地方自主权进行法定监督的理论基础。

[24]472U.S159，175（1985）。即使对于些可能在成员区域内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协议，其内容虽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域同时得到实现，但对于具体的单个协议成员而言，作为双边或多边的协议只是在各自的区域内实现，并没有出现《宪法》第107条所反对的单个成员行为的跨区域性法律效力问题[18]。2.直接参与 中央对区域合作协议缔结和实施过程的直接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实现中央领导权的一种新的形式。但由于辖区本位主义带来的改变行政区划的不易性，法律依据的不足导致促进机制的缺乏性，这一阶段的区域治理总体而言成效并不显著。

这一阶段以1993年《宪法修正案》确定市场经济为开端，以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为标志，以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为高峰。其采取的机制大都是协调性的，如区域合作协议、示范法以及公共诉讼行为等。

不仅使地方政府以主人翁的精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也使得中央政府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只有影响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平衡的区域合作协议才需得到中央的批准，包括可能涉及中央最终决定权的区域合作协议，可能影响中央控制力的区域合作协议，以及可能影响协议非成员方利益的区域合作协议。

从法学理论上看，地方缔结区域合作协议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突破现行宪法、法律授予的仅在区域内生效的地方权力，而只是地方自主权或地方自治权在区域内的自然衍生、重述及应有之义。其二，附期限的中央批准。叶必丰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在现行有效的法律中，有关区域合作的至少有15部法律，以合作、协作或协商来表达，它们集中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如《旅游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环境保护法》、《水法》、《就业促进法》及《矿产资源法》等。美国最高法院对宪法协定条款的观点最早可以从1893年的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案中找到。地方政府缔结此类区域合作协议的法律目的仅仅是建构行政首长联席制度及相应的衔接落实制度，涉及的仅仅是跨区域行政合作的工作制度，没有授予协议各成员新的权力或免除成员的已有的法律责任。即判断区域合作协议是否涉及中央政府的权限范围。

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宪法授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广泛的自治权。这类区域合作协议通常以附款的形式主动寻求中央政府的批准，共有6个，占总数的4.8%.其中包括经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批准的区域合作协议，如《泛珠三角区域外经贸合作备忘录》在缔结之前取得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批准。

主要涉及的是河流的规划、开发和管理、防洪抗灾、分配水源和控制污染，比如可以成立河流域委员会，由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上述成员方流派代表组成该委员会。[8]参见《泛珠三角经济圈九省区暨重庆市道路运输一体化合作发展2003议定书》第8条规定：本协定书一式十一份，十方各执一份，报交通部一份，各方签字后生效。

这一阶段的主要时代特征是弱规范性下的区域政策变迁，即在强调中央领导权的前提下，通过分税制改革赋予地方自主权而产生自发力量，这种地方主观能动力制度设计实际推动了中央规划的区域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最终满足区域内公民的多元与多样化的需求。该方案的优势在于具有针对性、权威性、直接性，而劣势则在于成本巨大、工作冗繁、耗时较长以及频率过高而对宪法权威的减损。

因此，中央授予地方的只是实施性权力，而不包括领导性权力。区域合作协议还有非政治性协议和政治性协议的区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而在中央已经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的前提下，有关地方税收和水资源费等的区域合作协议并不会增加地方权力，也不会免除其法律责任的。

目前我国实践中出现的区域合作协议都是非政治性协议，这些协议大都涉及区域产业规划、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区域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区域公共服务的协作等内容，这些协议只是具体明确了之前已经存在的地方政府权力，既没有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力，也没有威胁到中央政府的至上权力，更不会影响到单一制体系内的区域平衡。根据已有研究，这些协议大都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全国性事务，如重大工程规划（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等），重大区域规划（长三角区域规划等），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区域性重大项目等建设项目（三峡工程等），国道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大中型及限额以上建设项目，行政区划事项，功能区划，特定国土利用，产业政策，特定产业，特定地名，流域防洪规划等。

并且地方政府如果通过缔结框架性协议的方式增加其法律权力或者免除法律责任，这些未经批准的框架性协议可能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法律权威和实质控制力，其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其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其一，附条件的中央批准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宪法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宪法的命运。宪法不仅是立法的基础和依据，是违宪审查的依据和标准，而且应当是法律适用的解释依据。

维护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最重要的手段当然是违宪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宪法实施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宪法文化的养成。除了违宪审查、宪法遵守、依宪立法等方式之外，我国宪法还可以而且应当在普通的法律适用中通过依宪释法的方式得以实施，这是当下中国宪法实施的重要之门。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 实施方式 法律适用 。

[8] 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84-287页。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

摘要:  违宪审查并非唯一的宪法实施方式，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还需关注和重视其他实施方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宪法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三）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有助于宪法文化的建构 从世界范围来看，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宪法，但各国宪法的内容不尽相同，特别是各国宪法实施的结果差别很大。尽管这里所述的法律适用是指普通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应用普通的法律处理具体案件的活动，不包括宪法的适用，但基于宪法的最高效力，法官等法律适用者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以符合宪法的方式来理解并适用法律规范[3]。